第六百二十四章 洋务运动？ (第2/2页)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残酷教训，执掌大清权柄的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痛定思痛，意欲图强。
　　
　　在此之前，一些大清学者就提出了学习西方国家的优点以增强国力，例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因为朝廷用领土，主权以及一系列经贸特权，暂时满足了以英法俄美等国为首的列强要求，国内的农民战争也进入低潮，因而呈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即所谓“中外和好”的“和局”。
　　
　　但是在大清统治集团中，一些头脑比较清楚的当权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枢执掌大权的恭亲王等人，并没有因为这种“和局”的出现而减少他们对朝廷统治的危机感。
　　
　　曾，李，左诸人都在围剿太平天国过程中屡建功勋，他们在借助外国列强对太平天国的“华洋会剿”中，亲眼看到了外国列强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从而感受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
　　
　　面临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继承了魏源等“经事派”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并极力将这种思想付诸于实践他们“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目的，一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二是在中外“和局”的条件下徐图中兴。
　　
　　吴可不是传统士大夫出身，作为穿越人事更加清楚满清的落后跟愚昧。
　　
　　他天然就是洋务改革派中的一员，但他并不会整天嚷嚷得天下人都知晓，而是十分低调的以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的立场，琼崖铁矿的开发就是最好证明。
　　
　　他的历史知识虽然很挫，却也知道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好处，还什么都没做呢就嚷嚷得天下人皆知，除了吸引眼球和拉仇恨之外还能有什么作用？
　　
　　朝廷此时的封建顽固势力极其强大，可以说整个朝廷都十分抗拒任何变革举动。以恭亲王等人为首洋务派还没开始动作呢，便吸引了大部分传统保守势力的敌视目光，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
　　
　　其实大清统治者遭已意识到搞“洋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不过能让他们下决心改革的并非两次鸦，片战争中咄咄逼人的洋人，而是正试图改朝换代的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自军兴起，长期从他们的“洋兄弟”手中高价购入洋枪洋炮。早在1854年太平军名将罗大纲驻湖口时，“身边即有洋鬼子四人”。
　　
　　1862年4月，上海一间洋行一月内就卖给太平军洋枪3046支、洋炮795门、火药10947磅、炮盖450万个。同年忠王李秀成帐下已有“开花大炮多尊及洋枪二万杆，其火器精利远优于湘军百倍，”，作战时“挟西洋开花炮自空下击，子落则石裂铁飞”。
　　
　　时人评论，“贼无技勇，……只重洋炮。夷人过昂其值，兵火后贼所掠之金银，半归夷人。”
　　
　　面对英法联军的坚船利炮，朝廷还能无动于衷。可面对太平天国的西洋火器，一干朝堂大佬们就坐不住了。
　　
　　曾国藩上折奏报，火轮船“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李鸿章为曾国藩代拟的《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同时，他还在《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原函》中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因而必须购买外国枪炮，设局制造枪炮，“以资攻剿”。
　　
　　是时，在北京朝堂方面，御史魏睦庭也呈上一份著名的奏折：“谓火器为军营决胜之技，近年以西洋为最精。西洋以商贩为立国之本，英、法现皆愿助剿平乱，使洋货益为畅流……中国不少奇才异能之士，果实力讲求，则船炮军械，大可胜于西洋。”
　　
　　在此风靡全国的改革共识下，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奕、文祥等人的行事、兼采二十年前耆英、叶名琛羁縻抚夷的外交政策，以及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国防意见两者之长：“夷之专於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尔海邦果能示以诚信，尚易羁縻”；“自强之术，必先练兵……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
　　
　　二十年前还只是少数人的意见，此时已形成名为“洋务”和“自强”的跃进式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