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二十八章 洋务洋务 (第2/2页)
　　
　　果然，为避免领导权旁落，朝廷解散了这支海军。这一举动不但导致数十万两白银的损失，而且把大清海军的现代化进程推迟了十几年。对外从来优柔隐忍的朝廷，为何有决心“壮士断腕”？按照恭亲王奕欣的说法，洋务运动“事权悉由中国主持，方为妥善”。
　　
　　对于朝廷如此排外的表现，吴可心中有不满也有钦佩，不满是因为朝廷因此错失不少发展机会，钦佩则是避免了列强过分插手大清内务，造成后世那种崇洋媚外的无奈局面。
　　
　　虽说此时正是世界工业发展的兴盛期，每天世界各地都有新的发明已经新的技术出现，大清要不奋力猛追以后就只有吃灰的下场。但吴可也认为接纳外洋事务不能操之过急，口子可以慢慢开免得搞出一大堆措手不及的麻烦事儿来。
　　
　　再说了此时的大清可不是后世经过多年西化时的环境，想要吸收消化洋人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又想不引起国内顽固势力以及平民百姓恐慌的话，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太过急切。
　　
　　而且列强都不是善类，他们拥有极为丰富的殖民经验，谁知道他们在渗透进满清高层决策层后，会不会想着法子把大清作为第二个印度整治？
　　
　　一味的闭关锁国没有任何好处，但是没有限制的开放也是极为不妥的，所以吴可认为要搞洋务运动，必须首先认清这一点。
　　
　　洋人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大清的玩意也不一定不堪入目，这个度如何把握才是洋务运动的核心关键所在。当然他这个想法只跟左宗棠简单提过，并不会傻傻的在恭亲王和李鸿章跟前说这些。
　　
　　既然有洋务派这些大佬们冲锋陷阵，他就没必要跳出来抢风头拉仇恨，默默发展两广辖区就行，他坚决只动手不动口。
　　
　　洋务运动的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是“自强”、“求富”。其分类思想就是“师夷制夷”、“中体西用”八个字。
　　
　　前四个字“师夷制夷”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关系，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后四个字“中体西用”，表明洋务运动与本国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的关系，表明中学与西学各自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即以中学为主体，西学为辅用。
　　
　　“师夷制夷”、“中体西用”，也是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处理中西民族国家关系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在洋务运动时期，从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到薛福成的“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都是作为一种理论服务于“求强”、“求富”这一洋务运动主导思想的。
　　
　　最先提出中体西用这一思想的是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他于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数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他以“本”“辅”的主从关系来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
　　
　　更有开明学者公开表示：“中西学问术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西学”，最初都是作为学问提出来的。
　　
　　“中西学问”对于社会，对于一个政权，对于统治者来说，本来都是“用”，开明学者在此以“体”“用”处分，并非是作为目的与手段之分，而只表明主次。
　　
　　这种主次之分，是“为华人计”。是为了发展中华民族，是为了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时候，维护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在中西文化大交流中，保持中华民族的特色。不仅要保留使用中国的学问，而且要将其放在主要的地位，还要使西学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为发展中华民族服务。
　　
　　因此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非常简切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一般思想倾向，甚至可以说，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先进的西学作为侵略中国的手段的情况下，这个口号是一面爱国的旗帜。
　　
　　因此，它在中国的大地上，一经提出风行全国。新老洋务派思想家，不断热举起这面旗帜，并不断地阐发这一口号的内容。
　　
　　看看，连理论基础都建立起来了，加上在朝堂上一批实权派官吏的大力支持，洋务运动的开启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状况，吴可对此自是乐见其成欢迎之至，他在两广搞小动作也很辛苦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