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八十九章 经验 (第2/2页)
　　
　　胶莱防溃后，李鸿章和丁宝桢为了推卸责任，“腾章相诋”，朝廷一面进行调解，一面切责李鸿章“询私诿咎，倒置是非”，“意存忌刻，纵贼误事”，饬令交部议处。
　　
　　是时言路纠弹，朝廷惑于群议，认为“河防不可恃”，曾国藩也劝李鸿章“早思变计”。凡此种种，使李鸿章陷于颇为困窘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一面主动致书丁宝桢“讲好”，一面坚持既定方略。他特别加固运防，亲自驻守台儿庄就近督导，并先后设立四支由淮军精锐组成的“游击”之师，计有战马八千匹，以骑敌骑追击捻军。
　　
　　这样，就使东捻军陷入危殆的处境：它虽然突破了胶莱防线，但仍被困于黄河、运河、六塘河、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以走制敌”的特长无法施展行动屡屡受挫。
　　
　　十一月任化邦在苏北赣榆战败被杀，十二月东捻军在寿光海滨一战折损三万余人，精锐几乎丧失殆尽。1868年1月赖文光虽然率余部突过六塘河，但孤危之中受伤被俘，在扬州被杀。东捻军终于被李鸿章镇压下去。这一结局表明，李鸿章的战略指导是基本正确的。
　　
　　李鸿章督师剿捻第三阶段是1868年上半年在直东战场与西捻军作最后决战。
　　
　　东捻军在危厄之际，曾向在陕西与左宗棠部对战的西捻军紧急求接，西捻军闻讯即决定离陕东进。张宗禹等原拟率部南出潼关，由豫入鲁，后来又考虑到清军聚集山东，河北空虚，遂决定进军直隶，威胁京畿，逼迫清军回救根本，从而达到解救东捻军的目的。
　　
　　西捻军经山西、河南进入直隶，于1868年2月抵达保定一带。朝廷大震急忙调兵遣将防卫京畿。时东捻军已经败亡，清军便得以集结直、东（直隶、山东）战场与西捻军展开战略决战。
　　
　　朝廷特派恭亲王奕出面节制，调集钦差大臣李鸿章、左宗棠、都兴阿、直隶总督官文、山东巡抚丁宝桢、安徽巡抚英翰、河南巡抚李鹤年所部和京营、天津洋枪队等十余万众。
　　
　　当时驻在山东济宁的李鸿章，遇到两个棘手问题，一是淮军将领纷纷求退，“聚讼不休”，使李鸿章徒呼“奈何”而无法遵旨北援，因此受到朝廷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世职的处分。
　　
　　二是与左宗棠积不相能，此次受罚不啻火上浇油。李鸿章愤愤不已，声称“左公放贼出山，殃及鄙人。若使办贼者获罪，何以激劝将士？侍心如古井，恨不投劾归去，断不以目前荣辱介怀。”
　　
　　然而，他迫于所谓“大义”，从维护朝廷统治的大局出发，不惜“吃苦受气”，“再与左公议和，但勿相犯，决不失敬。”而淮军“诸将虽野，尚知尊亲”，在严旨催迫和主帅劝勉下，除部分将领“浩然回里”外，余“皆投袂而起”。
　　
　　2月13日李鸿章自济宁启程，督师北援。
　　
　　李鸿章有了攻灭东捻军的成功经验，在直东战场基本上是“抄袭旧稿”，使用“圈制”故伎。但是在直东战场实施“就地圈制”战略，却遇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第一西捻军鉴于东捻军的覆辙，有了较高的警惕性，“一闻围扎”，立即“死力冲突”，“飚疾如风，一瞬即失”，李鸿章“初意拟蹙之怀、卫之间，继欲扼之卫、黄之交，皆未及谋定而贼已窜逸”，使得李鸿章无法从容布置。
　　
　　第二，所谓“就地圈制”重在利用地利，但“黄河以北，平坦千里，网罗难使”，虽说“就运河一线设防，蹙之海东一隅，较得地势”，然而战线漫长，加之河道水位低，“不能以水为险”，“设防全恃兵力”，但就当时直东战场的清军兵力而言，“有守无战”，难以攻灭西捻军。
　　
　　面对这种局势，李鸿章认为“即严督诸军日以追剿为事，能胜贼而未足以灭贼，且久有覆军疲师之忧”，与其这样，还不如暂且以守待变。但左宗棠却不以为然，他力主“追剿”。
　　
　　因为种种缘故，李鸿章与左宗棠的关系变得十分恶劣，两人之间理念相差巨大，往往对事务的看法南辕北辙，两人又都是性格强毅大有主见之辈，而且身居高位每每所言所行影响巨大，因为种种缘故关系逐渐交恶。
　　
　　这些都是难得的宝贵经验，吴可照单全收化做乡勇队的研究自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