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零五章 哗然 (第1/2页)
　　
　　教案发生之后，“人心汹汹”的天津小城，一时间成了举国民众关注的焦点。朝廷也第一时间派了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理，此桩教案如何了结，中外均拭目以待。
　　
　　此次教案，在朝廷内部也引起轩然大波。内阁中书李如松说出了当时绝大部分民众的心声：教案的起因是“教匪迷拐幼孩，继因丰大业向官长开枪……斯时，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罪戾。”
　　
　　李如松进而建议朝廷：“天津百姓是为保护官吏而击毙洋人的”，非但不可惩处，还应该善用民心，“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
　　
　　当然，这个提议有些过于偏激，真要如此干离列强联军再次攻打大清不远了。
　　
　　相对于李如松的激进，醇亲王奕譞的态度要缓和一些：“正可假民之愤，议撤传教之条，以固天下人民之心”；“纵不能乘此机会，尽焚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亦必将激变之法国，先与绝和，略示薄惩。”
　　
　　李如松和奕譞都是朝堂“顽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以他们的立场自然希望能将列强在大清的所有机构情理干净。
　　
　　与此同时，陕甘总督左宗棠在给朝廷征询天津教案处理意见的回信里，其直言不必害怕事态扩大，外国人一般是通过威胁政府官员去压制老百姓，如群众起来闹事，他们会慎重考虑，不至遽尔挑起战争。
　　
　　又说：“泰西各国与中国构衅，类皆挟持大吏以钤束华民，至拂舆情，犯众怒，则亦有所不敢。”
　　
　　左尤其重点提及：事件的起因是丰大业首先向中国官员开枪，咎在法国，老百姓闹事是事出有因。如果只是索取点赔偿，可以允许。但反对以无辜百姓的性命抵偿。
　　
　　他还说：“法国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妄为者实不多见。”“津郡事变之起，由迷拐激成，百姓群起与之为难。虽受迷无据，而幼孩百许童贞女尸从何而来?王三虽不承招，武兰珍则生供俱在，不得谓无其人无其事也。百姓之哄起，事出仓卒，非官司授意使然。丰领事且以洋枪拟崇大臣、天津令，从人已受伤矣；其时欲为弹压，亦乌从弹压之?愚见法使所称四层，如志在索赔了结，固无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许。
　　
　　一则津郡民风强悍，操之过蹙，必起事端。万一如该公使所言，激成变乱，中国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虑?”
　　
　　最后，左宗棠得出自己的结论：“津民哄然而起，事出有因，义忿所形，非乱民可比”，民心可用，“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千万不可仓仓猝猝就拿中国之人去给洋人抵命，以免失了人心。
　　
　　两广总督吴可也不免上来凑了个热闹，上折表示支持天津百姓：法人实在太过肆无忌惮，竟不将我大清律令放在眼里，出了事情先以强硬恶劣之态度对付，等到事不可为激起民变又要朝廷承担，世上哪有这般便宜之事？
　　
　　况法人此时一身陷安南战场难以自拔，根本就没有精力抽调大军再次北上，最多也就是命远东舰队战船在津门外海耀武扬威一阵，根本不用担心他们的军事威胁，朝廷要做的是趁此收拢民心。
　　
　　同时他还表示，如果法人‘冥顽不佞’，朝廷大可准许两广清军直接参与安南内战，两广清军保证牢牢牵制法人军队难以动弹，替朝廷分忧解难。
　　
　　……
　　
　　“大人，如今中外物议汹汹，咱们这时参上一脚是否明智？”
　　
　　‘天津教案’发生的太过突然，而其影响也发酵得太过迅速，两广方面还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教案的事情已经被中外所关注。
　　
　　这时候借助舆论出兵安南，是否有操之过急之嫌？
　　
　　对于手下幕僚的担忧，吴可却是很不以为意：“没什么，法国人能利用教案大作文章，一再逼迫朝廷让步，咱们也能寻机找法国人的晦气！”
　　
　　没等幕僚接话，他便自顾自继续说道：“朝廷此时处境十分尴尬，要是这一次退让了，以后还怎么挺直腰杆跟列强说话？”
　　
　　“现在，就只能看曾国藩如何应对了，咱们能做的也就是敲敲边鼓而已！”
　　
　　……
　　
　　此时已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久受眩晕病症的折磨。4月19日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信中写及：“十六日余患眩晕之症……十七、十八日病状如常，登，床及睡起则眩晕旋转，睡定及坐定之时则不甚眩晕，仍似好人。”“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也是日记中常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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