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上 (第2/2页)
　　
　　古之税于民也，米粟也，布缕也。天子之畿，相距止于五百里；莫大诸侯，无三百里之疆域；则粟米虽重，而输之也不劳。古之为市者，民用有涯，则所(为)[易]者简；田宅有制，不容兼并，则所赍以易者轻。
　　
　　故粟米、布帛、械器相通有无，而授受亦易。至于后世，民用日繁，商贾奔利于数千里之外；而四海一王，输于国、饷于边者，亦数千里而遥；转挽之劳，无能胜也。而且粟米耗于升龠，布帛裂于寸尺，作伪者湮湿以败可食之稻麦，靡薄以费可衣之丝枲。
　　
　　故民之所趋，国之所制，以金以钱为百物之母而权其子。事虽异古，而圣王复起，不能易矣。
　　
　　乃其所以可为百物之母者，固有实也。金、银、铜、铅者，产于山，而山不尽有；成于炼，而炼无固获；造于铸，而铸非独力之所能成，薄赀之所能作者也。其得之也难，而用之也不敝；输之也轻，而藏之也不腐。盖是数物者，非宝也，而有可宝之道焉。故天下利用之，王者弗能违也。唯然，而可以经久行远者，亦止此而已矣。
　　
　　交子之制，何为也哉？有楮有墨，皆可造矣，造之皆可成矣；用之数，则速裂矣；藏之久，则改制矣。以方尺之纸，被以钱布之名，轻重唯其所命而无等，则官以之愚商，商以之愚民，交相愚于无实之虚名，而导天下以作伪。
　　
　　终宋之世迄于[胡]元，延及洪、永之初，笼百物以府利于上，或废或兴，或兑或改，千金之赀，一旦而均于粪土，以颠倒愚民于术中；君天下者而(思)[忍]为此，亦不仁之甚矣！夫民不可以久欺也，故宣德以来，不复能行于天下。然而余害迄今而未已，则伤诏禄之典，而重刑辟之条，无明王作，而孰与更始？其害治亦非小矣。
　　
　　钞之始制也，号之曰“千钱“，则千钱矣。已而民递轻之，而所值递减，乃至十余钱而尚不售，然而“千钱“之名固(有)[存]也。俸有折钞以代米，乃至一石而所折者数钱；律有估物以定赃，乃至数金而科罪以满贯。
　　
　　俸日益薄，而吏毁其廉；赃日益重，而民极于死。仅一钞之名(成)[存]，而害且积而不去，况实用以代金钱，其贼min如彼乎？益之以私造之易，殊死之刑日闻于司寇，以诱民于阱而杀之，仁宗作俑之愆，不能辞矣。
　　
　　是故君天下者，一举事而大利大害皆施及无穷，不可不审也。听言轻，则从善如流，而从恶亦如流。行法决，则善之所及者远，而恶之所被者亦长矣。
　　
　　以仁如彼，以不仁如此，仁宗两任之，图治者其何择焉？舜之大智也，从善若决江、河，而戒禹曰：“无稽之言勿听。“以其大智，成其至仁，治道尽此矣。
　　
　　四
　　
　　大臣进位宰执，而条列时政以陈言，自吕夷简始。其后韩、范、富、马诸君子，出统六师，入参三事，皆于受事之初，例有条奏。闻之曰：“天下有道，行有枝叶，天下无道，言有枝叶。“以此知诸公失大臣之道。而明道以后，人才之寖降，风尚之寖卑，前此者(石)[吕]、李、向、王之风轨，不可复追矣。
　　
　　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以言者，始进之士，非言无以达其忱；上之庸之，非言无以知其志。故观其引伸，知其所学；观其蕴藉，知其所养；非必言之可行而听之行也。后世策问贤良，科举取士，其法循此，而抑可以得人；然而不能无不得之人矣。
　　
　　至于既简在位，或贤或否，则以功而明试之，非以言者之始测于影响，而下亦仅此以为自效之资也。且夫藉言以为羔雁者，亦挟长求进之士尔。
　　
　　其畜德抱道、具公辅之器者，犹不屑此。而况大任在躬，天职与共，神而明之、默而成之者，非笔舌之所能宣；而喋喋多言，以掩力行不逮之愆尤乎？
　　
　　即以敷奏言之，射策之士，谏议之官，言不容已也，而抑各有其畔，不可越也。将以匡君之过与？则即以一德之凉，推其所失而导之以改，无事掇拾天德王道，尽其口耳之所记诵者，罄之于一牍也。
　　
　　非是者，为鬻才之曲士。将以指政之非与？则即一事之失，极其害之所至，而陈其所宜，无事旁推广引，泛及他端之未善，以责效于一朝也。非是者，为乱政之辩言。将以摘所用之非人与？则即以一人之罪状，明列其不可容，无事抑此伸彼，滥及盈廷，以唯吾所欲废置也。
　　
　　非是者，为死党之憸人。将以论封疆之大害与？则即以一计之乖张，专指而征其必偾，无事胪列兵法，画地指天，以遥制生杀之枢机也。非是者，为首祸之狂夫。且夫一言出，而且俟君之行此一言也，则事不冗，而力以暇而有余。一言出，而君既行此一言矣，则意相得，而后可因而复进。故志行而言非虚设。
　　
　　行与不行，皆未可必之于君心；姑且言出如哇，而唯恐不充于幅，诚何为者？况乎一人之识，以察一理，尚虑其义不精，而害且伏于其隐。乃搦管经营，旁搜杂引，举君德、民情、兵、农、礼、乐、水、火、工、虞、无涯之得失，穷尽之于数尺之章疏。才之果胜与？念之果周与？
　　
　　发果以诚，而行果无不得与？问之心，而固不能自信；按之他日，而已知其不然。徒尔洋洋娓娓、建瓴倾水而出之，不少待焉；不怍之口，莫知其咎，亦孔之丑矣。则在怀才初进之士，与职司言责之臣，犹不可不慎也。而得君已深，历任已夙，居密勿以静镇四海者，尤勿论矣。
　　
　　明道以后，宰执诸公，皆代天工以临群动者也。天下之事，唯君与我坐而论之，事至而行之，可兴则兴之已耳，可革则革之已耳。唯道之从，唯志之伸，定命以辰告，不崇朝而遍天下，将何求而不得？
　　
　　奚待烦言以耸众听？如其微言而不悟，直言而不从，欲行而中沮，欲止而旁出；则有引身以退，免疚恶于寸心，而不待暴白以号于人曰：“吾已缕析言之，而上不我庸也。“此宰执大臣所以靖邦纪而息嚣凌之枢要也。
　　
　　在昔李太初、王子明以实心体国，奠七十余年社稷生民于阜安者，一变而为尚口纷呶之朝廷，摇四海于三寸之管，谁尸其咎？岂非倡之者在堂皇，和之者尽士类，其所繇来者渐乎！宰执有条奏矣，侍从有条奏矣，庶僚有条奏矣，有司有条奏矣；乃至草茅之士，有喙斯鸣，无不可有条奏矣。
　　
　　何怪乎王安石之以万言耸人主，俾从己以颠倒国是；而远处蜀山闻风跃起之苏洵，且以权谋憯险之术，习淫遁之文章，售其尉缭、孙膑之诡遇，簧鼓当事，而荧后世之耳目哉？
　　
　　姚元之之以十事要玄宗也，在未相之先，谓不可行而己不敢相也，是亦慎进之一术也。既已为相，则唯其行之而无复言矣。陆敬舆之详于论事也，一事竟而又及一事，因时之迫以答上问，而非阔(达)[远]迂疏以侈文章之富也。
　　
　　宰执之道，司听言以待黜陟耳，息浮言以正人心耳。言出而行浇，言长而忠薄，言之不已，而国事不可为矣。
　　
　　读者惑焉，诧为盛美，违山十里，蟪蛄犹闻，束宋人章奏于高阁，学术治道庶有瘥焉。俗论不然，宜中国之日疲以蹙也。
　　
　　五
　　
　　仁宗之生，以大中祥符三年，岁在庚申，及嘉祐二年乙酉，二十有六年，拟之于古，未逮乎壮有室之齿也。曹后之立，未及期月，则皇子之生，非所绝望。
　　
　　乃育英宗于宫中，使后拊鞠之。呜呼！念宗社之重而忘私，是岂非能为人之所不能，足为万世法者哉！
　　
　　三王以后，与子之法立，苟为适长，道不得而废焉。汉明虽贤，光武犹谓失德；晋惠虽闇，武帝不任其愆。故三代有豫教之法，尽人之所可为，而贤不肖治乱安危举而听之于天，亦且无如之何矣。
　　
　　乃无子而嗣未有定，以及乎危病之际，奸人妇寺挟私意以援立庶支，市德居功，而倒持魁柄，汉唐之祸，率繇此而兴。其近正者，则辨昭穆，审亲疏，弟与从子以序而登，斯亦可以止争而靖guo矣。
　　
　　而于帝王慎重天位之道，固未协也。夫唯适长之不容变置，为百王之成宪，而贤不肖非所谋耳。无子而授之同产之弟与从子之长，古未有法，道无可执。则天既授我以选贤而建之权，如之何不自化裁，可诿诸后以任臣僚之扳立邪？英宗方四岁而鞠之宫中，察其情志，审其器量，远其外诱，习其家法，而抑受恩勤之德于中宫。
　　
　　他日曰：“宫中尝养二子，小者近不慧，大者可也。“帝之留心于国本，非一日矣。范、富、包、文、司马虽心是其请，且不欲授以援立之权，独托腹心于韩公，然抑闻命而始请其名，前此者亦未敢有所拟也。则熟筹密运于一人之心，又岂奸邪之得窥伺哉？
　　
　　在礼有之曰：“为人后者为之子。“非尽人无子而必为立后也。自大夫以上，有世禄、食采邑、建祖庙者，达乎天子。苟无子而必有后，则三代之兴，虽无子而固有子。
　　
　　豫立之典，虽不见于史策，而以为后之文推之，则苟有有世守，无无子者，必有子，而与子之法固不以无出而废也。抑在礼有之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期。“本非期而加以期之谓也。若以亲疏序及，而所立者从子之长，则所生父母虽降，而固有叔父之亲，不必加隆而固服期。
　　
　　[然]则功缌以降之族子，但使温恭之度形于早岁，皆择养而豫教之，无问亲疏亦明矣。汉、唐之君，轻宗社而怙其专私，未有能者。仁宗虑之早而断之决，以定百王之大法。于是高宗有所禀承，远立太祖之裔孙，而本支不敢妄争，臣民欣为推戴，两宫全其慈孝，社稷赖以小康，皆仁宗之贻谋为之先导也。
　　
　　虽然，义隐于三代，而法沮于汉、唐，仁宗创起而决策，以至正之举，而有非常之疑，故任守忠惑曹后以起衅，而仁宗无虑也。有韩公在，制守忠之死命，而曹后黜于其义也。高宗无可恃之大臣矣，于是而内禅以定其位。然则心苟无私，变通在我，居天位之尊，承皇天之命，仰先祖之灵，奉名义之正，无志不可行，无谋不可定。何畏乎(命异)[佥壬]，何忧乎事变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