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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七百零四章 风波不断

  地七百零四章 风波不断 (第2/2页)
  
  狼烟未起,祸起萧墙;禁烟派主战,弛烟派主和。看看凡是英军碰壁的地方如广东、福建等都是由主战派任最高长官的地区,而英军所向披靡的地方如浙江、直隶等大都由主和派任最高长官,他们从心里根本就不愿意开战,所以也用不着作战争准备。
  
  主和派在英军逼近天津时,非但不整军备武,积极备战,反而大肆攻击主战派,认为正是他们的无识挑起战端,并故意夸大敌人的威胁,怂恿皇帝议和。最后软弱无能的皇帝听信了主和派,将林则徐、邓廷祯撤职,改派崎善为钦差大臣去广东议和。很大程度上说鸦,片战争的失败并不是由于英军的强大,而是由于朝廷内部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根本就不愿打仗,攻击主战派自毁长城。
  
  而在安南内战以及针对法国人的战争中,新的主战派与主和派营垒非常分明,争论异常激烈,对战争进程产生的影响也十分明显。
  
  针对安南战事以及有可能与法国人开战的风险,朝堂上争论不休分成主战和主和两派。主战派的核心人物自然是吴可,另有盟友左宗棠和张亮基,三人的关系亲密自然站在同一战壕之内。
  
  主和派的核心人物则是朝堂上一干顽固守旧大臣,他们似乎被英法联军吓破了胆,根本就不敢与列强作对。
  
  还有湘系和淮系两派大佬态度暧昧,即不支持主和派也不属于主战派,好象对于安南战事没多大兴趣一般,事实也正是如此。
  
  两派对时局的认识不同,对法国的态度各异,可谓径渭分明。
  
  主战派的认识与主张对于法国入侵越南北桥,进而窥伺中国的状况,主战派主张积极备战援越抗法。其理由主要有下列几点。其一,法国侵占越南北桥,威胁中国西南边境的安全。陕甘总督左宗棠指出:“北析尤为滇、粤屏蔽,与吾华接壤,五金之矿甚旺,法人垂涎已久,若置之不顾,法人之得陇望蜀,势有固然,殆全越为法所据,将来生聚教训,纳粮征税,吾华何能高枕而卧?”
  
  另有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探奏称:“伏念越南之于滇、粤,渡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也……故今日法军之捷,在越南为心腹之忧,在中国亦岂癣疥之疾哉!”
  
  而主和派却指出,中国尚不具备同欧洲头等强国正面交锋的实力,因此朝廷应该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越南问题。
  
  就在主战派和主和派在朝堂之上争论不休之时,不久之后发生的‘天津教案’,却让朝廷的目光全部转移到临近的天津城中。
  
  1870年夏,天津地区疫病流行,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关于天主堂神甫和修女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的谣言,随即迅速大面积流传开来。
  
  两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不久之后落网,官府在贴出的告示里暗示其行为可能是“受人嘱托”,民间组织“水火会”受到鼓励,开始主动组织捉拿人贩子,不久即捕获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
  
  经民众严审,武兰珍供称其作案所用迷药是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提供。未经核实的消息不胫而走,民众与士大夫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民众与教民口角相争,且向天主教堂抛砖袭击。
  
  仁慈堂修女本拟请民众派代表入内调查真相,但却被法国领事丰大业所阻。丰以一种相当傲慢的姿态猖狂介入,而使得事件陡然升级——丰“像一头受伤的野兽”,迅速带人闯入三口通商衙门和天津府衙门,要求地方大员崇厚、张光藻调兵镇压。遭拒后,丰大业在狮子林浮桥上遇到静海知县刘杰,辩论中,丰开枪向刘杰射击,射死挡前的刘杰家人刘七。
  
  丰的开枪杀人行为点燃了一触即发的民愤。汹涌的围观百姓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扯碎法国国旗,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20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望海楼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时的朝廷被连绵不断出现的事故搞得焦头烂额,让一干朝臣无语的是,这一切事情都跟法国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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